我在19或20歲的時候就被博彩吸引了。我沉迷于它，然后我討厭輸球，所以我決定操縱比賽來獲勝。
——威爾遜·拉吉·佩魯馬爾
我對某些國家足協的權力大于這些國家統治者對他們國家足協的權力。
——威爾遜·拉吉·佩魯馬爾
有時我會坐在替補席上，向教練下達命令并告訴球員該做什么。就這么簡單，而且沒有安全保障。
——威爾遜·拉吉·佩魯馬爾
威爾遜·拉吉·佩魯馬爾
2011年2月20日，星期日，早上，位于芬蘭三大主要河流的交匯處，靠近北極圈邊界的羅瓦涅米村莊。
一名來自東南亞地區的男子跑進村莊警察局，告訴接待人員，一位名為威爾遜·拉吉·佩魯馬爾的新加坡男子持假護照已經進城，在接待人員還沒有來得及問任何問題的時候，他迅速離開了。
報案男子報料不假。果然，三天后，那名叫佩魯馬爾的男子走進鎮上唯一的足球場附近的一家法國餐廳。羅瓦涅米警察監視著了，看到他和球隊的三名球員坐在一起。
第二天，羅瓦涅米警方在確認佩魯馬爾護照是偽造的后逮捕了他，并將此事報告給芬蘭足協，后者決定告知國際足聯。一周后，國際足聯安全負責人克里斯·伊頓抵達芬蘭村莊。
伊頓確切地知道佩魯馬爾是誰，多年來一直在追捕他。
世界不知道的是，這是個足以讓所有人驚掉下巴的故事。
佩魯馬爾是“國際足聯的頭號通緝犯”，是亞洲非法足球博彩組織最強大的分支。佩魯馬爾曾通過各種方式將數億人從歐洲趕往東方，賄賂數百名球員、官員和教練，操縱歐洲等地世界杯預選賽的數十場比賽以及歐洲聯賽的官方比賽，包括德國、土耳其和意大利參加的比賽，以及從 1996 年亞特蘭大到2019 年阿布扎比特奧會的許多奧運會比賽，還有歐洲冠軍聯賽的幾場比賽。
2011 年在芬蘭被捕后，佩魯馬爾被驅逐到匈牙利，在那里他成為當地警方的線人。
芬蘭只是佩魯馬爾職業生涯的最后一站
佩魯馬爾在匈牙利度過了三年，在此期間，意大利調查記者亞歷山德羅·里吉和伊曼紐爾·皮亞諾與他同行。這次旅行以佩魯馬爾逃跑結束。
2014年，他在芬蘭再次被捕，當時他換了一個名字，試圖購買一家名為亞特蘭蒂斯的俱樂部。
在他逃跑之前，意大利記者撰寫了一本關于佩魯馬爾的過去和非法足球博彩交易的書。這本書被稱為Kelong Kings，書名指建造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海岸上的簡陋房屋。
Kelong Kings
這本書對于任何足球迷來說都是一本可怕的書，甚至對于任何有理智的人來說都是可怕的。這本書披露，全世界為之狂熱的并且觀看了很長時間的足球比賽的結果，居然被其他規則控制，這樣的事實遠遠超出了一般人的承受范圍。
但它確是如假包換的事實，真實得讓人寧愿相信它是幻相。
事實上，芬蘭是佩魯馬爾職業生涯的最后一站。他在2007至2009年和2008至2011年期間參與了兩起操縱芬蘭聯賽的結果，此事在國際足聯檔案中被稱為“亞洲門”。
然而，故事的開始要追溯到1995年，當時佩魯馬爾正在操縱東南亞國內聯賽的成績，同年，他的上司派他去英格蘭篡改足總杯兩場比賽的結果。
全球15個國家的680場比賽被調查，425名裁判受到懷疑
在書中，佩魯馬爾聲稱，他操縱了尼日利亞和洪都拉斯在2010年世界杯預選賽中的比賽結果，以確保他們進入決賽。他甚至操縱了尼日利亞在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上奪冠的決賽。
此外，他還牽扯到歐洲刑警組織 2013年的調查：在一項所謂的“否決行動”中，歐洲刑警組織對全球15個國家的680場比賽進行了調查，其中380場在歐洲，大約425名裁判受到懷疑。
這些調查過程中，包括球員和前球員、俱樂部和國家聯合會官員以及教練要懈有50名不同國籍的人被逮捕。受到可疑指控的比賽包括世界杯歐洲賽區預選賽中的比賽、歐洲冠軍聯賽中的比賽，但國際足聯和歐足聯拒絕披露細節。
丹麥一家報紙聲稱，其中一場是利物浦對陣匈牙利德布勒森的比賽，這場比賽以紅軍1-0獲勝告終，匈牙利門將被指控作弊。
參與此案的國際足聯調查員之一特里·斯坦尼斯的話更加讓人驚懼，他證實佩魯馬爾在擔任線人期間獲得的有關芬蘭和匈牙利的所有信息后來都被證實是準確的。
2014年在芬蘭第二次被捕后，佩魯馬爾在接受美國CNN的獨家采訪時，吹噓說他知道每周將要進行的所有世界比賽，無論是友誼賽還是正式比賽，無論是較低級別的比賽還是頂級聯賽，而在2008年之前，這些信息對許多人來說都是無從得知的。
然后，佩魯馬爾決定要針對哪些比賽，并通過世界各地（尤其是東歐）的神秘合作者網絡采取行動。這個網絡包括許多退役球員，他們負責與足壇成員取得聯系。佩魯馬爾知道哪些足球協會容易滲透，哪些球員接受賄賂，以及哪些俱樂部遭受了金融危機，不介意“調整”一些比賽結果來解決危機。
“調整”比賽結果，他或與全球50個國家足協進行合作
1990年代中期互聯網發明后，佩魯馬爾的活動開始擴大；他成立了一家假公司，寫信給各國足協以“調整”比賽結果，因為國際比賽能令他賺最多的錢。
他的第一次國際嘗試是在1997年與津巴布韋國家隊一起操控一場與馬來西亞國家隊的比賽。這次嘗試失敗了，但六名津巴布韋球員已同意以10萬美元的價格以0-4輸掉比賽。要知道，1997年的馬來西亞國家隊的情況是，這支球隊即使球員的平均年齡只有9歲，也不可能以0-4輸掉任何比賽。
在第一次嘗試的整整十年后，就發生了前面提到的“亞洲門”。這次事件中，他賄賂了足協的球員和官員，以確保在 2007 年至 2009 年整整兩年的比賽結果。
在這兩次事件之間，佩魯馬爾成功地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全球關系網絡，這使他能夠在世界杯各大洲預選賽、奧運會、女足世界杯、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金杯賽，甚至非洲國家杯中“調整”國際比賽的結果。
佩魯馬爾將這個過程比作鼓掌：他伸出一只手，與他合作的所有國家足協伸出一只手。
國際足聯調查員特里·斯坦斯曾處理過許多指控佩魯馬爾的案件。他說，佩魯馬爾的手機中有38個國家足球協會的聯系方式，而在他的筆記本電腦中，這個數字是50個，占在國際足聯注冊的足協的四分之一。
“丹坦”
“丹坦”是誰？為什么不能逮捕他？
令人恐懼的是，任何研究非洲足球的學者都會發現，佩魯馬爾所講的這些在某種程度上是事實。同樣可怕的是，類似的事情正在意大利發生，而且規模更大。
佩魯馬爾不僅是“國際足聯的頭號通緝犯”，還是意大利足協的頭號通緝犯。
在2011年被捕時，佩魯馬爾對調查人員說出了一個最重要的名字——“丹坦（音）”，一名華裔新加坡人。
“丹坦”在新加坡領導了整個行動，包括幾起令人震驚的丑聞，強烈打擊了當時的意大利足球。比如2011至2012賽季的意乙假球丑聞，其中牽連到退役球員朱塞佩·西諾里和克里斯蒂亞諾·多尼，以及2014至2015賽季的意乙卡塔尼亞丑聞，球隊因此被降級。由于抓捕“丹坦”困難，此案多年一直未結。
BBC調查記者喬納·費舍爾前往馬來西亞，試圖了解這個博彩世界。據悉，“丹坦”的工作模式是，先讓歐洲人做所有的前期工作，在與球員、教練或官員達成一致后通知他，涉及金額估計為20萬歐元。
之后，他將獲得的信息告知中國的一個組織，該組織雇傭的數十名投注者，坐在巨大大廳的電腦屏幕前，對這場比賽進行大量投注。
費舍爾試圖找到一個問題的答案：為什么丹坦沒有被逮捕？他得出的結論是，當地政府的“不配合”。
一位曾在新加坡為犯罪分子特別是被控操縱比賽的賭徒提供辯護的律師給出理由：不逮捕丹坦或將他交給意大利當局，是因為新加坡和意大利此前沒有簽署引渡協議，因此不可能在新加坡對丹坦定罪。
最大的諷刺：佩魯馬爾在投注中損失了1000萬美元
“調整” 比賽結果對佩魯馬爾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開始失去樂趣和興奮。他進入球員更衣室，像教練一樣指揮他們，操縱球員，獲得他想要的結果。一切就這么簡單。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銀行賬戶逐漸膨脹，這些事情令他感到無聊。他開始對NBA的芝加哥公牛隊和英超的曼聯隊下注，他知道他們的比賽是合法的，沒有被篡改，但問題是他在投注方面的技巧遠不如操縱比賽的能力。
一名國際足聯調查員表示，在短短3個月內，佩魯馬爾就在投注中損失了1000萬美元。這可能是這個故事最大的諷刺。
佩魯馬爾后來試圖彌補他的損失。他在新加坡和中國的上級給他預付款來“調整”比賽。根據國際足聯的調查，結果是在2010年前的某個時間點，佩魯馬爾欠一位老板100萬美元，欠另一位老板150萬美元，欠第三位老板約33萬美元。
這一切都讓佩魯馬爾變得更加魯莽，其中一次，在2010年多哥和巴林的一場比賽中，他故意派出了一群業余選手代表多哥，以便被弱小的巴林隊輕松擊敗并以3-0領先，這場比賽引發了很多爭議，新加坡的老板對他的能力產生了質疑。
當佩魯馬爾最重要的合作者“桑迪亞·拉吉”進行他一生中最大規模的行動時，佩魯馬爾的最后時刻來臨了。拉脫維亞、玻利維亞、愛沙尼亞和保加利亞將進行兩場友誼賽，經驗嚴重不足的“桑迪亞·拉吉”在兩場比賽前拒絕透露裁判姓名，引起了拉脫維亞足協主席的懷疑，后者通知了國際足聯和歐足聯，雙方開始通過“拉吉”的個人電子郵件聯系他。
2011年2月20日星期日上午，“拉吉”將發生的事情告知了“丹坦”，后者認為佩魯馬爾已經開始與國際足聯合作，并允許拉吉將此事報告出去。這樣就清楚了，事實上，“拉吉”就是那個給羅瓦涅米警察局提供情報的人。
最終，佩魯馬爾在一場漫長的欺詐之旅后被捕。
前往羅瓦涅米逮捕佩魯馬爾的國際足聯安全負責人克里斯·伊頓隨后辭職，他為揭露該網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不止一次表示，這超出了國際足聯的能力范圍。事實上，面對全球范圍內的非法博彩交易，國際足聯仍然沒有實權。2012 年的非法博彩交易估計為1.5萬億歐元。
（資料來源：半島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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